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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蒲公英”的教师节:十年之后找“妈妈”

  2018-09-14 04:41 来源: 陈少远

李真老师去哪儿了?谁也不知道。


京生找到十年前她用的手机号,拨过去,无人接听。发短信,也没回音。他又辗转联系到当年和李真同屋的老师。她说李老师是在一个雨夜离开的,拖着行李,一脚深一脚浅,踏进雨里,从此失去了联系。

 

2018年盛夏时,27岁的京生突然想起了李真老师,想起了这个他们眼中“不仅是老师,更像是慈母”的老师。他建了个微信公号,发微博,求助媒体,发起寻师计划。

 

李真是京生的初三班主任,本世纪初,她从北方一所农场学校来到北京大兴区,在蒲公英中学教了几年书,带完了整两届的初中班级。这所打工子弟初中,非营利性质的,招收的都是“四海为家,落地生根”的学生,像蒲公英一样。京生1991年出生在大兴,但他是安徽人,父母给他取的名字,包含着复杂的情感。


京生的同学——“蒲公英”们来来往往,有人学完一学期,就跟着父母返乡了,有人为了升学不得不提前离京,从此杳无音信。李真老师也像蒲公英一样飘走了。


“联系她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简单,这是基于我们学校的特殊性,师生流动性很大。” 京生写道。自2007年初中毕业后,他就没见过她。


让京生意外的是,“蒲公英”找老师的消息在朋友圈扩散。他在全国各地的初中同学,纷纷响应。李真带的下一届,2010年的蒲公英中学毕业生,也加入进来,找老师的“蒲公英”增加到四十多位。


这些已经长大的“蒲公英”,人生的道路各异。隔了十年的时光回望来路,这群打工子弟理解了很多事情,而像当年一样能容纳“蒲公英”短暂落地生根的地方,越来越少。



“蒲公英”的人生转向


为什么想找老师?京生难说明白。算起来,他和李真老师的交往只有一个学年多。

 

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长到四五岁,京生就被父母送回安徽老家,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初二暑假,他到北京和父母相聚,就赖着不想走了。父母看京生瘦弱,心疼,留下了

 

当时,蒲公英中学创办不久。2005年,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郑洪和一群女性朋友发现,大兴区西红门镇的老三余村、团河村一带有大量打工子弟,他们多是菜农的孩子。菜农们种的菜流往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,那是北京的“大菜篮子”。而他们孩子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多是小学,缺少初中,完不成义务教育。郑洪和伙伴们想创立一所初中,补齐这个缺口,并且要为这些孩子提供合格的教育。

 

蒲公英中学在南五环寿宝庄的废弃工厂里创立。从诞生始,它就像个异数。例如,它为打工子弟对接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,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,还有形式多样的培养兴趣的课程,这于其他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来说,都显得很“奢侈”。还有一个区别,它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。

 

2006年初夏,京生参加了蒲公英中学的测试。的卷子答得不理想。他小学时成绩尚可,在老家上了初中,“学不懂了”,一度想辍学。李真看了他的作文,觉得文气流畅,鼓励他和父亲,“这个学生我要了”。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,觉得她真好!” 京生回忆中的李真干瘦,留着短发,喜欢穿黑衣和裙子,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周到和温和。



寻师计划发起后,京生看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的“蒲公英”们的故事。

 

来自河南的晓曼是李真带的第二届学生,她是初一来北京的。有一天她想爸妈,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,第二天爸爸就回老家把她接来了。

 

到北京后,晓曼的上学路一度曲折。她在家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上了一学期初一,学校就关停了。又去了一所公立初中,那里有学生打架,她害怕,转了学。她又陆续上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,也都关了。

 

她的同学告诉她“有个学校可以上初三”,这里的老师“特别周到”,有安静的图书馆可以看书,和她之前上的学校都不一样。父亲扛着晓曼的被褥带她去了蒲公英中学。李真老师拿出一个饭盒和一套校服送给她,是李老师自己掏的腰包。李老师知道晓曼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,家里负担重,又向学校汇报,找了一个捐赠方资助她学费。

 

“她知道我们不容易。”晓曼的同学瓶子听说有人想记录李老师的故事,正怀着孕,挺着肚子来了。

 

外地孩子在北京不能高考,瓶子当时本想早些回河南老家上学。父母却不让,弟弟和妹妹要靠瓶子看护。他们没上过学,忙于生计。他们觉得瓶子即使考上个一般学校,也没有多大用处,如果她考得上清华北大,家里砸锅卖铁也会供。

 

瓶子没了底气。她在团河村一起长大的伙伴向李真推荐了她。李真去做了家访,把她领到了自己班上。

 

每年蒲公英中学的老师都要家访,这个制度是李真倡议的。学生陈南当时住得远,周末不常回家,常陪着老师满北京城跑,钻菜地、田间和工棚,找同学的家。李老师的一只腿不利索,走步一脚深一脚浅,她领着陈南,从城南的大兴公交换地铁再换公交,最远往东到过东四环外的四惠,往北去过北五环外的昌平沙河。

 

李老师随身带着一个本子,每次家访都要记下学生家里有几件家具,有几个孩子。蒲公英中学对接捐赠方,可以为一些贫困的学生减免学费。陈南猜,


树丽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。到蒲公英中学前,她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只有七年级,父母想让她上完就辍学。在河南驻马店老家,女娃到了十三四岁,可以出门打工去了。

 

树丽敲开了蒲公英中学的铁皮门,李真是她遇到的第一个老师。当天下午,李真到菜圃找树丽的父母,告诉他们,学校对贫困生可以减免学费,在北京不能高考,也并非没有出路。

 

早些时候,树丽把蒲公英中学的招生传单拿回家,上面写着学费只要几百元,父亲以为是骗子,急得甩了树丽一巴掌。那时候大兴的菜田,遍地的外地娃,一般上河南老乡办的学校,条件简陋的,也要上千元学费。

 

如今,树丽在美国的大学上学,临近毕业。她说,李真是影响她最深的一个老师。

 

十年后,为了寻找李真,这些“蒲公英”们接连开启了少年时的回忆。单个学生的讲述平实,看似波澜不惊。但类似的思念汇聚,他们发现,为什么这个老师、这个学校这么特别。

 

被逼出来的出路


晓曼记得一句话,李真说,“你们都是好学生,你们都能上高中”。

 

那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,临近中考了。前天夜里,晓曼寝室里的女生们夜聊未来的出路,谈着“还要不要学”“要参加中考吗”“要不要上职业学校”之类的话题。她们担心成绩只够在北京上职业学校。

 

当时,如果有学生达到了普通高中的分数线,蒲公英中学会想办法联系一些学校让他们继续升学,比如私立高中或职业高中里的普高班。

 

寝室里的谈话被宿管员听到了,次日传到李真耳朵里。她让女生们在教室门口一字排开,罚做俯卧撑。末了,说了那句话。

 

王乐也记得这句话。这个安徽姑娘一度想放弃中考,李真打了几个电话劝回了她。返回后的课堂上,王乐有次和李真四目相对,发现老师一向严厉的目光变柔和了。她觉得那是李真在对她笑。

 

还有一句话李真常挂在嘴边:“不抛弃,不放弃”。这个口号也张贴在教室各处。“她对每一个学生都抱着期望,希望他们都能上高中,上大学。”瓶子记得,李真会把学业基础差的孩子安排在教室前排,盯得紧紧的。

 

要补这些孩子的学业基础,并不容易。一个研究团队曾在2009年对北京29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抽样调查,发现其教学成绩、师资水平等,甚至都不如一些贫困县的农村小学。因为教育的流动性和间断性,初中是打工子弟群体最容易辍学的一个学段。


2005年,蒲公英中学招收了第一批六十余个学生,只有两三个可以用拼音正确拼出“我是蒲公英的学生”。在办学中,蒲公英中学的办学理念也逐渐明晰,要为这些孩子提供优质的初中教育,除了挖掘他们的学习乐趣,还要帮他们在课桌上打赢一场“翻身仗”,“打牢了基础,他们就能够走出一条路”。


到了李真班上,树丽像换了个人。她是班上最勤奋的一个学生,成绩常排前列,父母也高兴。而在小学时,她调皮,贪玩,还学脏话。父母想不如让她辍学了去找份超市收银或工厂的工作。树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好学了,“可能就是那个氛围”。

 

这个“氛围”让李真的两届学生都印象深刻。进入李真的班级不久,京生就发现老师是个“大魔王”。她像长了“鹰眼”,嗓门似扩音喇叭,坐在讲台上扫视教室,发现有上课走神的,当众就要揪出教训一顿。她在教室后支起一张桌子,在其他科任老师上课时盯着学生。

 

每天五点,宿舍窗边敲打声骤起,李真在催他们起床晨读和晨跑。她的学生比其他班要多上一节早自习和晚自习,晚上临近11点才下课。周末他们周六就要提前来学校补课,当语文老师的李真也补习政治、数学等科目。英语李真不懂,就放碟片让学生跟着学。

 

这种“魔鬼教学”的节奏,在打工子弟学校很少见。等年岁增长,学生们才理解了李真,“她只能用她的方法来要求我们”,“因为在她心里,只有这样,我们农民工的孩子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”。

 

京生也理解了李真当年为什么“强迫”他寄宿。他好不容易才来北京和爸妈团聚,他原本希望每天都有机会见到父母。

 


创办蒲公英中学时,郑洪和理事们就商量要为这些孩子提供寄宿条件。他们在走访时发现,打工子弟放学后往往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。他们的住处逼仄,灯光昏暗,有的要帮父母干完活才能写作业。学生寄宿,有老师和志愿者帮他们补课。

 

京生后来是在“特别难受的时候”想起李真的。他现在在北京创业。路艰辛而迷茫时,老师严厉的模样从记忆深处浮出。

 

清晨六点的操场上,李老师大声呼喝着同学们跑圈。她拖着自己并不利索的腿,陪着跑。少年京生当时也迷茫,他长得瘦弱,跑得气直喘,李老师不准他放弃。北京中考体育也算分数,这群孩子学业基础差,体育可以补补分。

 

李真的严厉,是想让“不容易”的他们在未来能有更多的选择空间。京生的父母辗转中国各地讨生计时,把大儿子留在了老家,京生的哥哥中考后就弃学了。

 

2007年6月24日,蒲公英中学有八十多名打工子弟学生参加了北京的中考,其中有一半左右通过了中考线。当时蒲公英中学为他们联系了海淀区的一所职业高中,让职高的老师教他们普通高中的知识。京生记得,升入这个“蒲公英”班的,李真的学生最多。

 

京生在这所职高上了三年高中,后来回老家复读了一年参加高考,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。他们这一届高中“蒲公英班”的毕业生,三四十号人,后来一共出了七个大学生,包括一个美国杜克大学的。对于打工子弟群体,这是个少见的比例。蒲公英中学对毕业生的追踪统计显示,大部分毕业生继续接受高中教育,不乏辗转考上大学的。

 

而据学者宋映泉连续5年的追踪调研,北京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493名初中二年级学生中,后来只有88个上了大学,不到6%。 

 

备战高考时,京生一个人在老家一间出租屋学习,北京学的教材和老家学的差别很大,他咬牙坚持。他是蒲公英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,也是唯一一届在北京的职高里上“蒲公英班”的学生。因为种种原因,那所职业高中后来不再招收这样的普高班了。

 

李真的第二届毕业生树丽觉得,老师对她的影响是“严厉之下形成的自律”,以及“全力以赴的感觉”。这种自律支撑了树丽在国外的求学。因为成绩优秀,高二时,她由蒲公英中学推荐上了加拿大的UWC学院(世界联合学院),又由那里考入美国的大学。这条路是蒲公英中学非常优秀的一些学生的出路。

 

蒲公英中学还留存着李真的一份教学笔记。她记录了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中考时等待入场时的情景——

 

有一名男生从下车那一刻起,就一直坐在水泥地上全神贯注地看书,他的表现引起了随行采访的《京华时报》记者的注意,她问我:


“老师,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?”


“某某某。”


“他可真用功。”


“是的,您如果问三(3)班的学生,哪个同学的学习最刻苦?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:某某某。”


“可是,他的成绩却是班级最差的。”我小声地说。


“为什么?”记者的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。


“因为他原来的基础太差,但他刻苦的学习换来了非常大的进步!”


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,这位取得了很大进步的学生被选为代表致辞。他最终上了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。


蒲公英飘向何方


七年前,京生考回北京上大学时,想过联系李真。又作了罢,他只考了一所三本的学校,觉得不太好意思。他的同学蛋蛋也有类似的心理。她在一篇找老师文章里对李真老师说,“说实话,我很害怕见到您,感觉没脸见您”。

 

高考前,蛋蛋联系过李老师。她鼓励她,以后可以争取考到北大读研究生。蛋蛋是四川人,从小跟着奶奶生活,因为奶奶生病,初一后去了北京,她在李真的班上成绩拔尖。

 

她后来回了四川参加高考,考入成都的一所大学。她怕这个结果李真不满意。她在文章中写,“如今的我,碌碌无为,也没有深造,我特别害怕见到您后看到失望的眼神!可又非常渴望见到您!”

 

对李真抱歉的还有晓曼和瓶子。她们都中途弃学了。

 

晓曼现在觉得,老师当时罚她们做俯卧撑,是想刺激她们自己想清楚未来。但越临近中考,她越没底气,她慌,自己还是学得不好,如果考不好,会辜负李真,也对不起捐助方。

 

中考前夕,她弃考了。她让爸爸去学校取回被褥,去了三次,李真都不放。直到同学都毕业了,李真带了新的学生,她自己去取,李真还在劝她,要上职校学一门技术。

 

瓶子也不好意思,她在北京的一所私立高中上了一学期高一就弃学了。家里有三个孩子要上学,她的学费一个学期几千元,爸爸当时又发现了糖尿病,家里负担不起。

 

还有个原因,她发现自己喜欢的数学跟不上了。高中的老师不像李真,会照顾他们每一个人的学业。

 

晓曼和瓶子的情况不是孤例。学者宋映泉发现,打工子弟群体教育成就整体不高,初中毕业生中能升入高中(含职业高中)的不足40%。

 

北京的打工子弟多数来自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山东、四川等人口大省,他们幼年就跟随父母漂流异乡讨生计。当高考临近,求学的孩子必须返乡。这些省份都是高考大省,要走出一条升学的路,并不容易。

 



蛋蛋在北京上完三年高中后回了老家复读,她拿题去问老师,老师爱搭不理。蛋蛋的同学丹丹,高二时回的老家,新的班级挤满了一百多号人,黑压压一片。为了追赶同学,丹丹疯狂买资料、做习题,短期内左右眼近视都加深了200度。

 

那年高考,河南有八十多万名考生,丹丹没能实现理想。她认为自己底子薄弱,怎么努力最终也没能拼过“从小就持续进行封闭式训练的同学”。

 

2017年,一篇以蒲公英中学返乡求学的学生为主题的报道,写了一些学生返乡后遭遇的冲突,在家乡“军备竞赛式”的考学现实中,在蒲公英中学培养的兴趣似不实用,“梦想破灭”。

 

这篇文章勾起了丹丹对李真强烈的思念。她想起了李老师如何在严厉的同时庇护着他们。她“强迫”他们午休,为下午听课储蓄精力。整个初三,李老师是班里唯一的“值日生”,包干了打扫教室的活,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多学一会儿。

 

记忆还泛出红花油的味道。白天他们被李真催赶着跑跳起卧,肌肉胀酸。晚自习时,她一个接一个喊学生到教室后排,压低了声音,帮他们按摩大腿。

 

少年时,他们在细微处感觉着李真的善意,却还是不敢和她亲近。她低头瞪眼睛的样子不怒自威。

 

树丽想,李真对他们这群从小长在菜地里的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有的时候她比父母还严厉,犯了一点错,她都会责备,“但她也很关心你,会把自己买的饼干给你吃,或者打来的鸡腿让你拿一个回去给父母”。

 

李真当时让学生们拿着小学生的作业本练仿宋字,教他们字要写得顶天立地,因为“字如人面,字如人生”。她还常对他们说,“不比吃,不比穿”,要比学习和做人。蒲公英中学的旧校区的墙上刷着一句标语,“笑破不笑补,哭辱不哭穷”。后一句,是一个学生补上的。

 


“李老师应该是和校长一样,有一种教育理念,想帮助我们这样的孩子。”现在24岁的晓曼是一个2岁半孩子的母亲。弃学后,她先在汽配厂当了几年女工,随后去了商场当化妆品导购,业余进修了化妆技术,现在是资深的新娘跟妆师。弃学时她尚懵懂,等年岁长了些,她想起李真告诉她的话,“要学一门技术”。

 

让晓曼一直不能忘的还有接受捐助时对方的一句话。那是学校的一位理事,和蔼亲切,她对晓曼说,“女孩将来一定要学会一种可以让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”。

 

晓曼写下了对李真老师的思念,文章传播,那个当年捐助她的理事也看到了。她们搭上了联系。听说了晓曼当时弃学的理由,理事红了眼眶,她对晓曼说,如果当时知道更多,应该继续帮帮她。

 

晓曼解开了因为弃学郁积多年的心结。她又写了一篇文章,“我开心她(理事)没有忘记我,开心她没有责怪我,开心她愿意见我”。

 

这位理事说,他们明白,让每一个“蒲公英”都考上大学并不现实,在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应得的教育机会更重要。他们办学中开心的是一些微小的时刻,比如学校典礼上让孩子们给父母洗脚的仪式。他们并不是倡导旧的那种“孝道”,而是希望这些孩子理解父母,学会表达感恩,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劳动者,他们脚上布满泥垢。当时学校只有一个锅炉,一锅水洗不完所有父母的脚,学生们排队等着锅炉水开。


晓曼想,李真不仅是中学时代的老师,更像是他们的严厉而慈爱的母亲。她想找到她,和她说说话,告诉她自己现在过得很好。

 

这群打工子弟几乎与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龄。1993年,一个河南人建起了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。随后的二十余年间,这样的学校在北京萌发,生长,繁盛,而复遭遇几波关停潮,在夹缝中求生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,从2006年到2014年,北京流动儿童总数从37.5万上升到51.1万,打工子弟学校却从500余所减少至127所。打工子弟返乡越来越早,越来越多。


陈南想找到李真,是想找到一点少年漂泊岁月中的温暖。他初一就在李真的班上,到了初三,最开始的五十多号人,最后只剩下了六七个人。班级是流动的,但是那三年李真一直都在。寻找老师,影响面大了,也许也可以和当年那些失散的同学联系上。王乐也有这种感觉,她还记得,自己被李老师劝回返校时,同学们在楼上朝着她欢呼。

 

后来李真老师也飘走了,离开了学校,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实在是件平常事。

 

十年后,“蒲公英”们开始通过网络寻找老师。他们说,想找李老师,不需要什么理由,它就像亲情一样自然。计划进行到第十七天,找到了。陈南通过李老师老家的一家自媒体,费劲打听,辗转联系上了李真老师。

 

李真在老家生活平静。她向学生们表达了关心和感恩,说一直记得大家的师生缘分,但是她怕学生们大张旗鼓,给她虚名,也给她打扰。

 

京生他们删去了在网上发的文章。他们准备不久后一起,去北京更北的地方,看望这个曾经的北京的家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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